易学原是中国哲学上的一大分支，它是专门研究《易经》的一种学问。易者指万物的本源或根本原则。汉代经学兴起，其中一些阐释《易经》的文字陆续被收集起来加以研究，称为“易学”。易学源远流长，历时二十余年形成了许多流派如象数学派、义理学派等。完整的易学体系包含理、象、数、占四个部分，而尤以象数之学最为重要。试就其在建筑上的运用加以探讨。
　　西南的建筑具有独特的民俗风情，自成系统，把现代建筑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两结合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民俗建筑。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石屋到从江县的增冲鼓楼，都别有一番风味。一方面是受地理因素的限制，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融合在西南建筑这一独特的空间里，形成了极具西南特色的建筑民俗,独特的建筑仪式，从选址、开线、动土、上梁, 到封顶、竣工、乔迁，都有一套完整的观念与形式。贵州、广西、云南三个地方虽有变异，却都是以中华民族的龙文化为原点，以《周易》为根基。
　　2符号、数量、事物变化
　　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象数概念和说明象与数关系的，肇始干春秋时期。《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年)，韩简对晋惠公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用现代话来讲，则龟甲是形象；筮草是数字。事物生长以后才有形象，有形象以后才能生长，生长以后才有数字。到战国后期，象数才逐渐有人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研究，《易传》的形成，是其成果。[1]
　　象者，《易·系辞上传》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深奥玄抄)，象其物宜，是故谓之数。又《系辞下传》说：“象也者，像也。盖古时象、像通用，均指形态相貌言。形态相貌有写实和象征性的，前者称图形或图像，后者称图案。易正义：“万物之体自然各有形象，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卦即卦象，《易经》所归纳的八个基本卦：乾、坤、震、巽、坎、离、良、兑。就是用以拟效宇宙间事物形象的，故象也是象征性的符号。
　　图案也属符号，如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中，有假借某种自然物体(多数是动物，也有植物或其他物者)用来表示一团体或一氏族的血统，尊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崇拜之物称做“图腾”例。《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物即指作为图腾记号的某种神物，封建主把它的形象刻铸在国家重器之上，是要使老百姓认识而不致忘祖的意思。各个兄弟民族的图腾不尽相同，因此，今日在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上所见到的刻铸神物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弥猴或神兽，“其形如龙一足”。鸟形纹饰等图案。前者多见于北方，后者见之南方。
　　我国古代还一度简称符号为“符”，《帝王世纪》。黄帝讨蚩尤，“西王母以符授之”。所谓符印图腾，后世道教用“符”驱鬼而悬贴配挂之风，以及民间贴八卦图于门上以求避祸、辟邪等习俗，都是古代图腾的遗意。又今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人。古老氏族的圈腾是动物中的熊，平时就把熊的图形供奉在他们家屋的西墙搁扳上，每逢家祭时必祭奠之[2]。又台湾省土蕃的派宛族人，向有拜蛇之风，而常刻蛇形悬于屋宇的檐下，[3]，则除崇拜外还取得了装饰屋宇的功能。
　　在当代建筑理论里，出现了一种把建筑类比语言，用研究语言方法来探索建筑艺术的一门“建筑符号学”正在兴起。这是基于德国哲学家E·卡西勒(Ernst Cassirer，公元1874～1945年。著有《符号形式的哲学》三卷)所指出的“人是进行符号括动的动物，人类有各种符号形式及其功能，每一种符号的功能都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世界”的学说而来。
　　前述形态相貌除写实外又有象征性的，其运用在建筑上，国内之例如矗立在江苏南京市挹江门上热河路广场中心的援江胜利纪念碑(图2)。碑由紫绎色船体和白色双帆组成(两片弧形白帆是碑身，船形台基作碑座)，它的整个造型像那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的战船形象，不仅名符其实，还给人以庄严，肃穆气氛的感觉。
　　数是事物数量关系的抽象反映，所以它在本质上是客观的。易数即是以著草之数来说明事物现象的生成变化。(蓍草俗称。锯齿草，古代用它的茎米进行占卜迷信活动)《易一系辞上传》有一段讲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所谓定天下之象者，即用符号化的卦象以象征各种事物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万物相杂而变化。必须用象数表示其中的联系。在同篇还谈到阴阳十位之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推而大之可至核京兆亿，推而小之可至德毫厘分，并认为万物变化是有数之规律性的。
　　对于数的概念，东西方有它的共同点，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学派(pythagorean)认为宇宙是由数支配的，数分奇数(即单数)和偶数(即双数)，认为奇数是善，偶数是恶，企图以数量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这与我国哲学上的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人们喜阳恶阴的习俗不谋而合；并把阴阳原理充分地运用到建筑上去。
　　宇宙万物由往至来的过程谓之“变”。《易一系辞下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说：易学的道理是穷极则变化，变化则能通达，能通达则能恒久。建筑也在变化，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亭，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栋，屋脊，承而在上，宇，椽子，垂而向下，故曰“上栋下宇”。这样人居屋内就可以防止风雨的侵害，是取自六十四卦中雷天之泉的“大壮”卦。卦的形图下乾。乾代表天，上震，震代表雷，故为雷天之泉。又下乾亦为健，上震亦为动，犹如风雨动于上，而宫室壮（健意）于下，故依照卦象推测黄帝，尧，舜取此象征以建宫室、待风雨也。并告诫人们建造房屋必须要坚固。否则就不能耐久。这是建筑上人们由穴居野处的生活到住进地面室的一大突变。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对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评价和乐观估计；同时“《易》，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也体现出了人在与外在世界的联系中的积极进取、改变自我的精神界和内在动力。所谓“龙”, 原意指的是山川走势。古人根据风水四科，龙、穴、砂、水的立场方位的不同， 立下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诸多堪舆术语，形成了许多风俗与流派。民间百姓在择地、选址、动土、上梁、封顶、竣工、入伙、安神等一系列建筑程序中，都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则，而且还有其合理性的精神内核。建筑民俗中的阴阳五行、八卦方位，都是从这一核心思想中演绎出来的，体现了古人的易居理想，也渴望协调天地人运的关系，使之达到和谐舒适的效果，更有利人的生存和发展。
　　3 因人文地理而易的西南建筑
　　西南以其众多的少数民族构成，其文化氛围有所不同也有所相似，各个民族之间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其代表性建筑有侗寨的鼓楼、风雨桥，苗族的吊脚楼，以及比较具有乡土风情的传统住宅建筑如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其建筑形制依地理环境与建筑功能各有特色：苗族的吊脚楼就大多是建在河边或山坡上，一般是用杉木建造，多为二至三层。侗乡逢河就有桥，其中最能反映侗族人民高超建筑技艺的就要数 “风雨桥”，桥上建有长廊，可遮风蔽雨，通道两侧有栏杆，形如游廊；桥梁构造不用一根铁钉，只在柱子上凿穿孔眼以榫衔接，斜穿直套，结构精巧，十分坚固。鼓楼是侗寨的标志，这种建筑在吸收汉族古建筑的精髓的同时，又突破了塔楼的常规，下部呈方形，瓦檐呈多角形，飞檐重阁，成为中国乡土建筑中的一支奇葩。栏式房屋是河姆渡居民创造的木结构地面建筑，这种房屋，大多是都由若干木桩、圆木、木板组成，下部由木柱构成底架，高出地面，底架采取打桩的方法建成。桩木打成后，上架横梁，再铺板材，然后在木板上立柱构建梁架和屋顶，形成架空的建筑房屋。这种建筑，既可防蛇虫猛兽之害，又可避潮湿，下面还可以养殖家禽家畜。所以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建造这样的房屋居住。“一颗印”为土木结构房屋大多建在高原地区，或四季如春，无严寒，多风的地区。所以总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其建筑规则为“三间两耳倒八尺”，大门开在正房对面的中轴线上。其形式是毗连式三间四耳，也就是正房三间，耳房东西各两间，有些还在正房对面，即进门处建有倒座。一般为楼房，为节省用地，改善房间的气候，促成阴凉，采用了小天井。外墙一般无窗、高墙，主要是为了挡风沙和安全，住宅地盘方整，外观方整，所以叫做“一颗印”。人群结构的驳杂和地缘的差异, 铸造了西南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多元文化的格局使得西南建筑异彩纷呈，建筑民俗也因此千姿百态，附着于建筑载体中的和谐、变通的易学思想，也更加值得我们关注。